「地推麦克码」麦克码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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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法兰西历史

法兰西历史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一战中的德法战争，两次战争给法国带来的影响极深。由于法国一败一胜，两次战后环境不同，加上其它因素（尤其地缘因素或实力因素）影响，法国在两次战后时期采取的对德政策不同，前者是由忍让到强硬，后者是由强硬到绥靖。但是这两个时期的法国对德政策又存在很多共同点。

（一）普法战争后的法国对德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忍辱退让、对德妥协和对德复仇的过程，而一战后法国对德政策时强硬时软弱,是一个遏制、无力遏制到绥靖的过程；两者都不是从一而终的，都是变动发展的。

普法战争的残败和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之痛，使法国在战后初期笼罩在深深的阴影下。法国复仇情绪强烈，但当时的法国情况是极其困难的，加上新生的第三共和国政权尚处于磨合期，军事实力也需要复原的时间。而此时的德国优势突出，法国是没有能力与优势突出的德国作对的，更不用谈收复失地了。谈复仇只能有心无力。抵抗派领袖甘必大虽一再强调复仇之心“永志于心头，莫挂在口头”，但包括其在内的战后初期几阁政府都不敢对德国有剧烈的反抗，且小心谨慎地避免在德法边界上发生冲突。①法国只能谋求宝贵的和平时间，耐心等待反击时机。法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来修复战争留下的创伤（募集公债以尽早还清战债，争取德军早日撤军等等）。到1873年，法国已经开始重整军备，经济出现了复兴，力量也得到了很大恢复④，复仇主义也日渐抬头。经过1875年“战争在望”危机⑴，法国外交上最困难的年头过去了，执政者更加能正视并接受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德复仇的现实。“具有挑衅性的爱国主义宣传不断降温，色厉内荏的故作姿态得到了力戒”。连甘必大也摆出和德国妥协的架势，温和地向德国传递和解的诚意。

1885年费里下台结束了法德关系缓和的走势，次年布朗热上任陆军部长，布朗热不负责任地发表好战言论，制造反德复仇的言论。俾斯麦也在1887年初再次采取强硬措施，蓄意经营法德紧张关系，如制造“希内贝尔事件”——欧洲局势在相对平静多年之后风云突变。法国政府态度派表现出强硬态度，但抛弃布朗热轻率的沙文主义做法，在俾斯麦政府的挑衅前表现克制。②

1898年6月始德尔卡塞开始了为期7年的法外长生涯，他改变先前的对德和解政策，转而主张对德复仇。德尔卡塞主要是以争取国际盟友作为对德复仇的筹码（采取加强法俄联盟、改善法意关系和法英矛盾等措施），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法国得到多方的保障，国际地位也得到了加强。虽在“摩洛哥危机”法国清楚自己对战争的准备很不充分以致又一次采取妥协政策，但随后1913上台的普恩加莱更大程度地推行对德复仇的强硬外交政策。他在各种场合大肆宣传“民族观念”，为战争制造舆论，进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作好对德复仇战争的一切准备。③一战爆发之前法国早已跃跃欲试。

与普法战后相比，一战后的对德政策有很大的波动性。作为一战的主要战胜国，法国战后欧洲势力大大加强，在对法处置上享有主动权。但法国对德国的处置问题一点都不放松，杜美格总理就职时公然宣布：“任何时候，我皆对德国实行强硬政策，我将对它寸步不让”18。对于赔款和德国的国际联盟身份问题，法国都怀着一种坚持，要给德国严厉的惩罚，这与美国等国家的宽大对比鲜明。法国议会和公众舆论都集中于继续削弱德国并壮***国以避免德国的反击。法国国内甚至有许多人叫嚷着肢解德国。法国要求归还阿尔萨斯—洛林；夺取德国的殖民地，解散德国海军——总之剥夺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地位。法国还要接管萨尔区作为德国法国东北部煤区的补偿。⑤

但法国的遏制德国政策却得到很大阻挠，巴黎和会上法国的几个提议几乎都被口口声声和解的英美等操纵者驳回。法国找到恰当的机会宣泄对普法战争的复仇情绪——德国拖延支付一战的赔款。1923年以普恩加莱为首的法国政府联合比利时，出兵占领了德国的工业心脏——鲁尔，直到1929年德国政府接受杨格计划，1930年6月法比占领军才全部撤出。鲁尔危机却给法国造成不幸结果，法国被迫将赔款问题的大权交给英法两国。这种结果已经表明强硬方法的无效，法国的对德强硬态度到此有所克制。从此对德政策不得不由攻势转为守势，从前那种以邻为壑的强硬政策迅速转化为以邻为友的软化政策。⑥到赖伐尔上台，他更愿意把欧洲的霸主地位让给德国，“如果这是避免又一场战争的代价的话”⑦。虽然法国政府当时在具体问题上也做了一些微调（如1933年批准了法苏互不侵犯条约），但总体上对德政策并未有根本性调整。到最后法国只能跟随英国走向绥靖道路，仅求暂时的国家安全。

法国在一战后的对德政策的软弱直接与国内社会的衰落有关。虽然在一战中的德法战役里取得胜利，但作为主战场的法国损失特别惨重，战后初期任外长的白里安他的国家面临“荒废破产”的境地。然而德国不足数量的赔款不能使法国得到长足的发展，加上通货膨胀和法郎疲软影响严重；除了经济上的困境，政治上内阁更迭不断也使法国渐渐失去比如普法战争后的团结的国家特性。

法国出现普法战争后和一战后对德战争的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实力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普法战争后的法国从此失去在欧洲称雄的能力，以致法国虽复仇之心强烈，但对德态度平和，到一战前法国由于长期的殖民扩张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提高了国家综合国力，法国对德也日渐强硬起来，对德复仇就顺利提上议程。而一战后法国战略地位提高，也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对德政策自然激烈，想对德赶尽杀绝，但战后的法国国力实质是十分虚弱的，无法对德国采取过硬的实质措施，并随着德国的日益壮大，渐渐走向唯英国马首是瞻、不敢对抗德国的绥靖道路。另外那时的如英国，美国等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而对法国的态度摇摆不定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二）从指导思想看,普法战争后和一战后的法国对德政策主要是以防守为主,后期向进攻转变；而一战后法国则以防御为主，而且这种防御还是消极的。

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国经过短暂的休生养息期便一转先前的退让其进攻性战略慢慢揭开了面纱，到普恩加莱上台后更是毫不忌讳地推行对德复仇。德尔卡塞为法国找到了强而有力的盟友；普恩加莱任总理和总统期间，大规模扩军备战，并在此基础上法国不断修改和完善从1875年就开始的对德作战计划。但最初阶段防御思想占主导地位。随着欧洲政治局势和法国势力的增强，及反德情绪的不断高涨，作战方案就逐渐朝进攻方向转变。

而一战法德战役进攻战术的失败和长期防御战的成功使战后的大多法国将领们对防御战略深信不疑，这种心态很大程度决定了法国战后对德的战略主要是防御的。我们可以看到1919年之后法国的军事准备越来越有防御性：陆军是为堑壕战装备起来的；军人得到的训练都是纯防御性的；沿边界筑起了耗费巨额资金和时间的防御工程——马其诺防线⑧。其防御政策表现在外交上是确保凡尔赛条约规定的现状和维护安全为中心。凡和赛条约的最后文本中法国拥有了三种防御的办法（1）同盟国派兵于具有战略意义的莱因河地区，并根据德国履行条约的情况分阶段撤出（2）美国和英国针对德国可能的攻击行为作长期保证（3）德国终将加入国际联盟（这就意味着德国对法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尊重）。⑨法国为了实现这些安全保障措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但结果却是美国没能加入国联，英国也随之撤回了他们的承诺，最后“真正的凡尔赛条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⑩法国的三种防御方案有两种永远失效。11

法国的防御与其地缘因素密切相关。普法战后的德国接壤于法国，构成严重的威胁，法国在国防上客观极度需要防御德国；特别是阿尔萨斯——洛林的割占使德国在战略上获取了很大的利益：法国被抛到孚日山的西边，使其进攻德国又多了阻力；而德国人却因占领洛林而有了突袭巴黎的通道。

（三）结盟是法国对德政策的产物。无论是普法战争之后，还是一战之后，法国都极重视结盟的作用，极力伙同其他国家联合对付德国；从实际功效来说，普法战后的联盟政策明显比一战后的多方联盟较派上用场，一战后的多方联盟实力不济，只是一张脆弱的防护网。

普法战争之后，志于报仇的法国很清楚，单靠本国的力量是绝对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的，更不用说复仇了所以寻找同盟国家是战后法国紧迫的任务，是法国对德战略中必要的组成方略。但七十年代的法国外交活动迟迟没有取得成果。这不仅因为战前拿破仑三世“神经质”的外交手段使法国失去了其先前的盟友，更重要的是俾斯麦的“大陆政策”的推行。各大国在普法战争后，都不愿意开罪新崛起的德国，反而乐于从法国的削弱中寻求自身的利益。法国只能等待时机，尽量在欧洲事务中保持低调，避开德国的锋芒，减少同其他国家的冲突，把注意力集中于海外殖民和势力范围去。

但德国越发咄咄逼人起来，他大肆制造法国要打复仇战争的谣言，欲以之作为对法作战的借口。法国面对这种有利于德国的局面，外交大臣德卡兹反过来利用德国的恐吓来引起其他欧洲大国对德法危机的注意，制造有利于法国的舆论，向他们呈出德国打算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证据，将德国战争机器的真相公诸于世。同时各大国愈发不愿看到德国过分强大和法国日益积弱，以次法国没费多大力气就取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英法两国政府。其他大国出于均势原则不愿意法国被继续削弱而德国势力继续膨胀，虽然同时他们也不愿意帮助法国恢复1870以前的地位，只仅仅想维护《法兰克福和约》下的和平。德卡兹利用几大国的这种心态，“把法国从一场不存在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并且法国国际地位开始上升，摆脱其孤立境地。虽然因俾斯麦的活动，法国没有取得明确的国际盟友，但在制止德国过早地发动对法战争方面还是取得了成功。

随着1890年德俄矛盾的深化和德国一系列的外交失误，法国的转机终于来到。由于长时间的对俄关系的努力改善，最终1894年俄国和法国建起军事同盟关系，以至摆脱了近20年的外交孤立。从军事战略与地缘政治角度看，法俄联合不仅增强了双方的地位，也大大增加了军事上的战略回旋余地；德、奥渐陷于俄、法东西两线夹击的不利地位。德尔卡塞在1899年又加强了这一联盟。1904年面对德国的威胁，法国开始同英国接近，两国消除了长达数世纪的宿怨，签订《英法协定》，后来这种协约扩大为英法俄三国协约——至此法国的同盟政策充分实现。法国得以与德奥意三国同盟抗衡，并进一步得到安全保障。随后德尔卡塞又与罗马签定秘密条约，把意大利从三国同盟拉出来，法国的联盟政策更是达到顶峰。12

而一战法国虽胜，但其相对脆弱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因此法国如上般积极开展联盟外交，构建联盟体系。然而法国早在一战时失去了俄国这重要的欧陆盟国，从传统的欧陆同盟转向大西洋同盟，求助于英美。1918年12月29日克雷孟梭明确对议会说：“为了这个协约，我愿意作任何牺牲。”13在巴黎和会上甚至忍痛以莱因兰问题的妥协为代价换取英美对法安全的保证，但最终不了了之。在欧陆联盟和大西洋盟约未能实现的困境中，法国退而求次转而同中东欧国家结盟。1919年至1923年间法国就同比利时、波兰、捷克等缔结了军事同盟。另外在法国的授意下中东欧小国家互相也缔结了军事同盟——这样就构成所谓的反德包围。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和自身的防卫得到了加强，同时也防止德国在东方扩展其势力。

中东欧盟国势力貌似强大，但各国几乎都是农业国，经济力量相对弱小，且彼此间积怨颇深，没有共同利益。这样的同盟的根基是十分脆弱的。它难以与普法战后的法俄同盟等相比。另外法国也时常把注意力转向实力雄厚的英美。英法签定的协约同中东欧联盟并不互相补充，反而两者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获得英国的支持，法国才能以攻势行动去援助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只有在法国以防御行动保护她自身而不是去保护遥远的东欧国家时，英国才给予支持。14更重要的是法国过于赢弱以致无法塑造一个强大的同盟。面对英法协约和中东欧同盟的矛盾，最后法国还是选择了牺牲中东欧盟国的利益，尾随英国对德绥靖，求片刻安宁。

（五）普法战争后的法国对德政策时刻透露着强烈的复仇心，与一战后的法国对德国的恐惧情绪形成鲜明对比。

“1870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在已发生的事件中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只看到离我们最近的不幸。那就是国土被支解、资金外流、我们的地位下降和我们所受的屈辱。”17如上所书，在欧洲长期制霸的法国，对结束普法战争的《法兰克福和约》有沉痛的耻辱感，民众中民族主义情绪激烈，绝多数法国民众把“矫正”这一不公平的和约视为自己的使命。自1871年来舆论始终交织着渴望复仇和惧怕德国的双重心理——主要以前者为主。战后的法国就象一头舐伤的困兽，把爪牙藏起，随时准备反击。民族主义在共和国初期具有相当大的市场。无论共和派还是非共和派均信奉一个至上的价值观——爱国主义。15虽然国内党派林立，不过几乎所有的党派都一致认为人人有义务保护祖国免外来入侵。16随着20世纪初由于法德矛盾的逐步激化，民族主义和法兰西民族中收复失地、对德复仇的潜意识相结合，又活跃起来。这表现在宣扬法国青年好占情绪的文学作品和独立团体的日渐增多。民族主义者利用摩洛哥危机多次游行示威，民族主义的盛行以致在对外政策上实行忍让政策的卡约失去民心。1912年卡约被迫辞去总理职务。对德强硬的普恩加莱组阁后在各种场合大肆宣传“民族观念”，为准备战争制造舆论。1911年至1914年法国的年轻人中间兴起了一股民族主义之风，民族主义者大肆叫嚣战争，沙文主义的狂热在法国大地上继续燃烧，直到一战前。

对德的恐惧并没有随着一战的结束而得到消除，法国对普法战争和一战仍心有余悸。战后法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战争造成的破坏几乎使法国陷入绝境。加上和平主义的盛行，压抑了法国民族的爱国热情。对内忧患和对外恐惧，使凡提及战争人们都会本能地抗拒，反战情绪强烈。这刚好和普法战后相反。这反映到政治和军事的决策上。法国在国际事务中面临有可能导致战争的挑战时，为了避免战争简直什么代价都可付出。国民因战争的消耗和伤亡筋疲力遏，退伍军人喊出了“决不再战”的口号20，促成1914年“神圣同盟”的爱国主义已经死亡，人们中间滋长着一种与日俱增的混乱、绝望和奋世嫉俗的情绪。21

法国民族情绪前后表现如此不同：在普法战争后，是否开战几乎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爱国的准绳，后人曾哀叹法国的和平主义者为何如此之少；与此相反，一战后是否主张避免战争又几乎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的唯一标准，后人曾为此哀悼法国的和平主义者如此之多。22

普法战争后的对德政策基本取得预期的遏制德国的效果，一战后的对德政策的实行可以说几乎都是得不偿失。这与以上几方面有深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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