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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两位中国诗人的生平简介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 人。是北宋时诗坛成就卓越的大家,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是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因讥讽朝政被贬任杭州通判;历徙湖州、黄州、常州。哲宗嗣位,召至京师,任中枢舍人。后又与司马光面争新法「不可尽改」而出知杭州。后又因晰宗亲政启用新党,苏轼又被一贬再贬,之贬到海南,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北返时在常州逝世。当时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享年六十六岁。高宗朝,赐太师,谥文忠。
他的思想出入儒道,杂染佛禅,既能关注朝政民生,保持独立的见解,又能随缘自适,达观处世。宏博通达的学识才华和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也玉成了苏轼诗歌体裁多样,内容广博,立意新奇,呈现出「吞五湖三江」的气象。他的一生政治讽谕诗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苏轼诗中数量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的是抒发人生感慨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念奴娇 赤壁怀古》」他写的绝句《题西林壁》也以富与理趣着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总之,苏轼的诗今存 2700 多首,有着丰富多彩的风格,或雄奇奔放,或富于理趣,或简淡自然。他岁善于运用新奇形象的比喻来描绘景物,阐发哲理。尤其是长篇古诗大多博用比喻,联想无穷,语言流畅,气势奔放。他还善于幽默旷达的笔调,随时生发奇警新鲜的人生意趣,令人耳目一新。这都表现出宋诗重理趣,好议论的特征。他的诗词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旧框框。他和南宋的辛弃疾行成词坛的「苏辛」豪放词派。他的散文,书,画等成就都很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资禀忠爱,议论英发,历典州郡,所至皆有去思。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轼喜交游,推奖后进不遗余力,一时知名之士皆归之如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号称苏门四学士。有东坡集行世。其词集名东坡乐府,传本甚多,王鹏运四印斋覆刻景元延佑本,朱氏强村丛书编年本俱佳。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
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29岁,进士及第。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
白居易一生留下近3000篇诗作。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花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
徐志摩 (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诸国。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小说散文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绵延千年的士族如何绝迹?
(怎么说呢,原本是一个约稿。某某因素,交稿之后,对方一直发不了。反正那啥了,就发网上玩啦)
大唐是一个士族的时代,又不是一个纯然属于士族的时代。隋唐没有新的门阀士族出现,因为士族门阀本就是九品中正制的产物。
而自隋代开创科举制取代魏晋南北朝实行的九品中正制起,士族门阀就已经失去了地方官吏选举推任的特权。接踵而至,隋末的天下大乱又使得不少昔日富裕显赫的士族因土地流失和人口减少在经济上也陷入了窘困。
步入唐代之后,诸多的士族门阀早已不复当年的荣光,他们也早就走在了一条下坡的路。但是,千年传承所累积的声望又使得他们幸运地在这条下坡路上缓缓行了三百年才彻底消亡。
初唐时期,人们依旧有着较重的门第观念,士族出身也依旧时人所看重,其中“五姓七望”的高门士族最为受时人推崇。所谓“五姓七望”,也叫“五姓七族”,即陇西李氏、 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其中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早先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就已经是钦定四姓名门了。
时过境迁,四姓名门早已被贵为皇族的陇西李氏后来者居上,而“五姓七望”的世家子们虽显名于州里,但论当世的官爵已然比不了唐初一些门第不高的新贵功臣。然而,在旧日门第观念的影响之下,那些唐初原本门第不高的新贵们又热衷于同以“五姓七望”为代表的山东士族联姻来提高自己的门第。
而这让那些原本已经走在下坡路上的士族门阀们又得以高门自持,他们通过嫁女卖婚的形式不仅获得了高额的彩礼,还重新缔结了新的势力关系网。旧日的士族门阀重新壮大,这显然不符合皇权利益。为了打压这些士族门阀,唐太宗早在贞观初期,下诏让高士廉等人修订《氏族志》,希望通过重新划定士族等级来一改旧日风气。
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第一版修成的时候,还是将崔民干等山东士族列为了第一等。于此,唐太宗不仅不满意,还相当不解,用其原话: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 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 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于是,高士廉等人在重新修订第二版的《氏族志》的时候,充分贯彻了唐太宗“崇重今朝冠冕”的指导思想,将皇族定为了第一等,外戚定为了第二等,而旧日士族门阀则屈尊降贵到了第三等。
其后,唐太宗为了进一步打压士族门阀,他在贞观十六年(642年),下了《禁卖婚诏》。然而,《氏族志》和《禁卖婚诏》在实际地推行当中,其收效一般。
到唐高宗时期,“五姓七望”为世人所重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于是,为了打压高门士族,提高支持武则天那一派的二流士族和寒门出身朝中新贵们的地位,唐高宗延续了唐太宗时做法,使人修订《姓氏录》,将外戚一族的武氏和皇族李氏同列为了第一等,并将士族的范围扩大到了“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
接着,唐高宗也搭配下达了一道新的《禁婚诏》,明确指出“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度世)、卢浑(卢溥) 、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
但其收效,依旧很一般。因为这并没能改变传统士族门阀以门第自持的现状,甚至还成了一些士族门阀自吹自擂的工具,仿佛没有上禁婚诏名单的士族就不是真正一等一的高门士族。跟着,这些士族高门在婚姻市场也依旧为人追捧。
不过,无论传统士族门阀如何自持金贵都无法改变时代前进的脚步。武则天称帝之后,由于她本人并非高门士族出身,所以她对寒门庶族的重视度超过了之前的李唐皇帝。为了广纳贤才,武则天不拘于门第,派人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武则天亲自考核,凡通过考核者,不问其出身如何,皆委要职。
其次,武则天还下诏,让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如此,庶族百姓又多了一条上升的渠道。不仅如此,武周时期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并开创了武举的考核。武则天如何加大范围的选官,无疑进一步压缩了士族门阀通过门荫的传统方式步入仕途的空间。
到了唐玄宗时期,越来越多的士族失去了门荫的庇护,不得不通过科举考试来步入仕途。好在这些传承千年的士族们通常家中不乏藏书并有着较深厚的家学。所以,他们投身科举之后,不少人金榜题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杨西元先生统计,唐代宰相369人,士族有132人,这其中有81人是科举出身。由此,可见科举考试不仅对庶族影响重大,对士族亦如此。
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唐玄宗下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私学的建立,进一步向大众普及了教育,它不仅冲击了士族们的家学传承,还侧面把科举带动地内卷了起来。科举相较之前,变得越发难了,人们对进士及第者的看重度,也逐渐超过了单纯的士族出身。
不过,万事也有例外,并不是所有的士族都看重科举,也不是所有的大唐皇帝都排斥士族。先说不看重科举的士族吧,比如赵郡李氏出身的晚唐宰相李德裕,他本人就相当不喜欢科举取士的形式,并主张朝廷多用公卿子弟。而他的好朋友另一个高门士族出身的晚唐宰相郑覃也不喜欢科举取士,甚至还提议过废除进士科。而且他俩都身体力行地拒绝参加科举,都是通过门荫的方式步入仕途的。但讽刺的是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和郑覃的父亲郑珣瑜,当年都通过科举的渠道入仕的。
某种程度来说,李德裕和郑覃是科举制度的变相受益者。跟着,他们反对科举取士,显然是违背时代进程的,也没有实质的操作性可谈。毕竟,科举取士在晚唐已经是一件深入人心的事了。大把的寒门庶族和落魄的士族通过科举改变自身的命运的同时也占据朝堂上诸多的席位。
而此刻,晚唐的皇帝一改之前大唐皇帝们对士族高门打压排斥的态度,比如唐宣宗就比较喜欢用士族子弟,甚至直言:“可为士族法”。博陵崔珙一家和清河崔邠一家在那会儿,分别达到了“历台阁、践藩岳者二十余人。大中以来盛族,时推甲等”和“四世缌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郸凡为礼部五,吏部再,唐兴无有也。”
由此,有人说这是士族门阀在晚唐的一场复兴。不过,现实的情况是大兴科举之后,士庶合流已经成定局。这里说是复兴,倒不如说回光返照更加合适一些。因为早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的诏令就明确指出了,只有“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才能被称为“ 衣冠户”,只有“衣冠户”才可以享受免除差役的特权。这一特权在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属于士族门阀的。因为他们是旧时代里的“衣冠户”。
然而,新时代的“衣冠户”需要的不是士族出身,而是进士及第。这样的背景之下,士族门阀在世人心中的声望也早就不复当年,唐宣宗上台后,自然没特别必要跟之前大唐皇帝一样去刻意打压士族高门。
关键,彼刻的大唐王朝自身也在风雨飘渺的动荡之中。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成了大唐的顽疾,又一个属于武人的时代在悄然开启,而这样的时代原本就不属于偏重文墨的士族们。
二、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放榜日,长安的酒肆中,一位名落孙山的考生,在壁上提下了这首《不第后赋菊》之后,便愤然离去,彻底放弃了科举入仕的念头。此人,即是后来的农民起义军的首领黄巢。
多年后的广明元年(880年)年底,黄巢故地重游,他领着农民起义军攻入了长安。而这时的大唐皇帝李儇,早在这之前,他就步唐玄宗的后尘,带着千乘万骑,弃都出奔至成都了。
作为农民起义君的领袖黄巢刚入长安时,拿出姿态还是可以的,他不仅禁止手下剽夺百姓的财货,还晓谕市人,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可惜好久不长,随着黄巢在大明宫的含元殿即位,他摇身一变从农民起义首领变成了大齐的开国皇帝之后,其他的事也很快地就跟着变了样。黄巢开始的时候,原则上说之前的朝中官吏,四品以下留用,余者罢之。但现实呢,黄巢的部下很多人跟他一样起自寒微,他们当中不少人对唐朝那些士族官吏们都心存怨恨。
于是,这些人出于私恨,捕杀了很多士族官吏,并且掠夺了他们的财产。对此,黄巢并没能加以禁止,因为他本人也同样厌恶唐朝那些士族官吏。跟着,他自己也同样忙着清算李唐滞留在长安的遗老遗少们,比如唐宰相豆卢、崔沆以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刑部侍郎李、京兆尹李汤等人躲藏于在民间,皆在这一期间被黄巢使人搜捕并处死。
而唐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系等人,为了坚持臣道和节气,不肯向黄巢军投诚而直接选择了举家自尽。跟着,之前率众迎接黄巢大军进城的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他本人虽然向黄巢投诚了,但他因为念及旧日的同僚之情,私下将一些唐公卿大臣藏于府内的复壁之中。结果,事发后他和他的旧日同僚们不出意外地被黄巢送上了黄泉路。
一时之间,长安城里因为黄巢的杀戮,闹得人心惶惶。跟着之前大唐皇帝打压士族们的政治空间不同,黄巢对士族们的打压是物理性的消亡。
如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所言:“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诸多士族丧命于黄巢之手。不仅如此,一些已故的士族依旧没能逃过黄巢之手的屠戮,比如大唐前宰相卢携早在黄巢的起义军攻破潼关,逼近长安的时候就服毒自尽了。结果,黄巢攻入长安之后,还是派人掘开了卢携的墓,将其劈棺斩尸。
说起来卢携的家族就是唐高宗时期颁布地《禁婚诏》中点名提到的“七姓十家”。如此高门,最终这般结局收场,不由让人唏嘘,士族的时代真的彻底过去了。
中和二年(882年),唐军开始反攻,随着黄巢部将朱温的倒戈,双方对峙的形势发生了扭转。两年后,黄巢起义被平定,唐僖宗重返长安,在大玄楼举行受俘仪式,仿佛昔日的大唐又回来了。
但现实呢,昔日大唐和士族的时代都一去不返了。朱温踩着黄巢的尸体,走上了 历史 舞台,通过挟天子令诸侯,成为了时代的新宠。他跟黄巢一样起自寒微,对士族官吏的态度亦如黄巢。
唐天佑二年(905年)六月,在另一个曾经的科举落榜生李振的鼓动之下,朱温将尚书左仆射裴枢、静海军节度使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溥、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等三十多“衣冠清流”,杀于滑州白马驿,投尸于黄河,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
这个事件被后人称为“白马驿之祸”。而玩味的是为朱温拟草“白马驿之祸”中杀戮名单的人柳璨,他出自名门河东柳氏,是唐代名臣柳公绰和名书法家柳公权的族孙。单论出身,此人算得上是标准的士族,但他为了仕途前程,摒弃了千百年来士族引以为傲的气节精神,献媚于朱温,并刻意将自己排斥的大臣拟上了朱温的杀戮名单。
士族精神的消亡,让士族的声望扫地,也让士族的时代彻底画上了句号。至此,士族与庶人再无差别。
三、
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氏族略》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可见,士族的消亡之后,门阀壁垒没了,人们的 社会 意识也随之改变。五代十国开始,不问门第的婚姻嫁娶,让人们在择偶上有了更多选择;而取士不问门第,则让更多出身一般的能人有施展才干的机会。
随之而来的宋代,相较于之前的唐代来说,明显是一个更亲民且平民化的时代。拿科举来说吧,唐代的科举取士的名额没有宋代多,而且大部分情况之下,士族是占优势的。因为唐代科举早期在科举中的礼部试的时候,是不用不糊名的。所以,唐代士族子弟可以通过“行卷”的方式,即提前将自己的得意之作交给达官显贵,甚至主考官审阅,提高自己的声名来加大中榜率;而宋代不仅不兴“行卷”之风,还坚决贯彻“糊名誊书”的制度,其公平性和完善性胜于唐代。
自然也调动了更多平民子弟应试的热诚,北宋167年间,其录取正特奏名进士多达近3万人远超唐朝。这个数据的背后,大宋的扩招是一方面因素,另一个方面宋代教育的普及更广一些。毕竟,士族门阀没了,家学传承向学校教育发展。北宋大量地各地兴办“州学”、“县学”。虽然唐代也有“州学”和“县学”,但唐代不像宋代有学田制作为支持。所以,唐代在这些学校的维系上一直都经费紧张。跟着,教育质量上也相形见绌。
教育的普及让更多人跻身于读书人的行列,读书自然也不再是士族门阀的专利。从唐代到宋的时代转化,随着士族消亡,市民阶层开始逐渐在宋代兴起,真正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至此,文化教育不再单纯服务于贵族,而开始更多地服务于一般百姓。
西方三圣之一:阿弥陀佛诞辰日是哪天
阿弥陀佛又名为无量佛,无量光佛,无量寿佛等等。阿弥陀佛是 西方三圣 之一,他成就了庄严功德,为大乘佛教所崇敬及弘扬,那么西方三圣之一的啊弥陀佛诞辰是在哪天呢?让我们一起往下了解。
永明延寿大师生于五代十国——正当唐朝灭亡到宋朝建立之间的一个乱世,佛法在那个时期经过唐武宗“会昌法难”的灭佛运动之后,呈现衰微的现象,已经见不到盛唐时期的八宗共荣的兴盛景象,永明延寿大师就是在佛法衰败等待重建的时代兴出于世。大师在当时深受吴越王钱俶的礼敬,尊奉他为国师。
有一天,吴越王想开个无遮大会——就是打千僧斋,只要是出家人来应供,皇帝是一律平等供养。虽然说是平等供养,摆设的桌位总有上下座的分别,上座的位子谁都不愿意坐上去,大家都谦虚地推来推去。在谦让不下的情况下,大家想既然永明大师是皇帝的老师,当然请永明大师坐上首席位子,但是永明大师也很谦虚,就是不肯坐这个首席位子。
在这么推推拉拉,就来了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大耳朵和尚,大家都不认识,看到大家在那里推让,他老人家就不客气,往首席位子上一坐。这一坐下来,当然吴越王也不好意思赶,但是心里很不舒服,国师没有坐首席位子,却被一个不认识的和尚坐上去,但总算是出家人,也就不便说话了。打完千僧斋,大家都散去了,吴越王就问永明大师:“我今天供斋,有没有圣人来应供啊!”吴越王认为如果有圣人来应供,他的福报就大了。
永明大师说:“有啊!”
他说:“什么人啊?”
“是定光古佛今天来应供。”
“哪一个?”
“坐在首席的那个大耳朵和尚就是。”
吴越王听了之后心里就很欢喜,赶紧派人去追。派去的人就一路到处去打听:“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耳朵很大的和尚,从那一条路走了?”后来打听到长耳和尚是在一个山洞里面修行,找到之后,吴越王派的人就顶礼膜拜,请他到皇宫里面来供养。
长耳和尚说了一句话:“弥陀饶舌!”——阿弥陀佛多嘴啊,泄露我的身分!长耳和尚说完就圆寂了。
这些人看到长耳和尚圆寂,就呆在那边:“定光古佛是找到了,却圆寂了。”
想想他刚才讲的“弥陀饶舌”,说长耳和尚是定光古佛的人是永明大师啊,那“弥陀饶舌”不就是在说永明大师,原来永明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赶快回去报告吴越王:定光古佛走了,阿弥陀佛还在。
吴越王听到定光佛圆寂的消息,当然很失望,但知道永明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这下欢喜得不得了。就赶紧去见永明大师,快步往外走,走到门口,刚好一个报信的人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进来,几乎跟吴越王撞在一起。
吴越王问他:“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
“永明大师圆寂了!”
这是阿弥陀佛示现作永明延寿大师的一段公案,后来世人便把大师的生日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定为阿弥陀佛的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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